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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法

2019年12月03日 07:15 来源:未知 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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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报记者杜羽采访整理

银杏叶落得满地金黄,清华园已入深秋。从西门到二校门,从大礼堂到老图书馆,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拍照。拍景,也拍人,把关于秋天的记忆凝固在照片里。

“‘现在’转瞬即逝,成为‘过去’,‘未来’还没来。只有历史,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。”从文北楼的信箱里捧出了一大摞信件,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回到办公室,谈学,论史,聊他的新书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,不经意间提起,此时距离司马光出生,已有千年。

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

光明书榜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《资治通鉴》的?这部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与2016年出版的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有什么不同?

张国刚:《资治通鉴》这部书,我年轻时就念过。我的博士论文、硕士论文研究的都是隋唐史,那时读《通鉴》,主要是看隋唐五代的部分。但《通鉴》写史,从战国一直写到五代,书只读一半,总觉得不合适。十几年前,我在学校里开了“《资治通鉴》导读”课,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化素质课,挺受欢迎。在备课的过程中,我读完了《资治通鉴》,有的内容还是反复读。六年前,这门课在清华大学的慕课平台“学堂在线”上线,线上听课的学生近十万人,选择认证学习的也有几万人。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是根据这门课的讲稿整理的,20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,入选了当年的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来自我在《月读》杂志连载的《〈资治通鉴〉讲座》。这个栏目每月一篇,从2014年到2019年,我连续写了6年。这些年,我不仅给清华的本科生讲《通鉴》,也给进修生讲,还在全国和海外的不少地方讲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对《通鉴》愈发熟悉,写起文章来就心里有底。

两本书相比,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更通俗一些,因为最初是课堂讲稿,《资治通鉴启示录》的基础是文章,虽然也通俗,但相对严谨一些。两本书的内容有重叠,也有差异。除了这两本书,我还写了一本《〈资治通鉴〉与治世得失》,可以看作是《〈资治通鉴〉与家国兴衰》的姊妹篇,书稿也交给了中华书局,明年可以出版。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手稿残卷(局部) 国家图书馆藏

光明书榜:您这两本书虽然以《资治通鉴》为核心,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《资治通鉴》,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文献中的史料,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张国刚:《资治通鉴》编写于宋代,距离隋唐五代比较近,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文献,史料价值比较高,但它并没有囊括所有材料。

隋唐之前,《通鉴》没太多独家材料,但是对史料有所取舍。比如,《通鉴》记载,赵简子在选择接班人时,给长子伯鲁、幼子无恤每人一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。三年后,伯鲁把竹简丢了,也忘了上面的话;无恤不仅熟记那些话,还从袖子里拿出了竹简。而《史记》记载,赵简子让几个儿子上山寻找“宝符”,其他人都没找到,只有无恤说“已得符矣”,因为他在山上发现“代可取也”(可以夺取代国)。这体现了无恤的政治才能,但《通鉴》没记。再比如,在讲商鞅变法时,我将其与古希腊的城邦改革进行比较,还涉及了外国的史料。我没把自己限制在《通鉴》这一部书中,而是希望广收不同材料,把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讲清楚。

我们说《通鉴》重要,并不是说它处处重要。比如“臣光曰”的部分,也就是司马光的评论,就不像它的史料价值那么高。司马光距离我们已经一千年了,同样一件事,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去看,他的评论可能是对的,今天可能就显得有些迂腐。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只关心《通鉴》记载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了,不需要对“臣光曰”投入太多精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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