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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

2020年02月20日 13:51 来源:未知 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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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,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。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,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,值得回顾、思考及取鉴。

一、历史上的瘟疫之害

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,《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》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,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。

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,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,背后其实有《三国演义》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——瘟疫。《三国志》载:“公(曹操)至赤壁,与备战,不利。于是大疫,吏士多死者,乃引军还。”

唐朝天宝十三年,李宓“将兵七万击南诏”,南诏坚壁清野,唐军粮尽,“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”,最终大败,不但留下了“村南村北哭声哀,儿别爷娘夫别妻。皆云前后征蛮者,千万人行无一回”的惨痛记忆,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,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。

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,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,令世人震惊。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,《元史》记载,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,“驻合州之钓鱼山,军中大疫,方议班师”,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,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。

在明亡清兴之际,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。史载,1641—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,《崇祯实录》称: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。”疫情十分惨烈,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,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。

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。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,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,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。

二、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

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。在甲骨文中,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。例如卜辞有“疾,亡入”,意为不要接近病人,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。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,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,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,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。

《周礼》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“以索室驱疫”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“四时变国火,以救时疫”的官员。《周易》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“豫(预)防”一词。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,《山海经》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。

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,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。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。《汉书》记载:“元始二年(公元2年)……诏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。

秦汉时期,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,中医药学趋于成熟,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。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,包括“五运六气”致病观、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的防疫观和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的防治观等。“五运六气”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,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。外因是否导致发病,又取决于内因“正气”,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,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。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,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,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。其他中医经典如《伤寒杂病论》《神农本草经》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。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。

两宋时期,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,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。宋代李唐的《村医图》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。(资料照片)

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,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。

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。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,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“乖戾之气”得病,有其特殊病因。在此基础上,明代著名医家、《温疫论》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“戾气”学说,指出“气即是物,物即是气”,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。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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